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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反对理论恶霸；

……

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一篇讲话，此文后来录于《邓小平文选》，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对这些表述的毁誉均极为鲜明，从此各色人等为此嫌隙丛生，难以弥合。不过，那是今后的事了。但在当时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这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农民的饥饿，以及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呢？看来，当日这些人思想无论多么解放，还是对乡下的事情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就在这时候，京城里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轻的理论家。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而无既得利益。但是当时这些人还只是一些民间的清谈家，在他们所谈论的种种宏图大略中，有一个今天看来颇值回味：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有根本的政治变革，可是又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

——他们说，要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

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计划体制入手。

然而计划体制庞大无比，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做起。

统购统销又当怎样改变？

——他们说，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人民公社又怎样改变呢？

——他们说，从农村里面实际变革进程开始，也即推动“包产到户”。

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刚刚过去，民间理论家们的设计已令人惊讶地预示了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十年所经历的改革过程。不过，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理论家们，都还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到下面一个事实：在已经开始的一年中，真正改变中国方向的事情不是文人的理论，而是农民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