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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2页）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案件在整风审干之中继续深入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现在翻阅历史记录，尚未发现国民党在那段时间对边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延安当时最忙的事情，却是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同月，中央社会部发出《

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史家认为，这标志延安审干运动进入准备阶段。

春节前后，祁三益在延安发现杨超、李春茂等人。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发现赵秀。随后，保安处在延安、绥德、关中逮捕成批特务。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