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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五章 以夏时冠周月（第2页）

徐佑摇头道：“我以为不然！孔圣作春秋，实则是以夏时冠周月！”

“什么？”

魏无忌勃然失色，竟从蒲团上一跃而起，往前三步方生生止住身子，颤声道：“郎君所指，孔圣篡改了正朔吗？”

与此同时，回廊中也响起阵阵惊呼，不少儒生跟着站起，面色皆变！

说起这个问题，牵扯十分的广泛。比如殷人或周人在改了岁首之后，称他们建国的第一年第一月时，是说“元年十二月”或“元年十一月”呢，还是称“元年正月”？前者即所谓“改年不改月”，后者则是“改月”。

除过改月，还有改时。夏历以一、二、三月属春季，四、五、六月属夏季，七、八、九月属秋季，十、十一、十二月属冬季，这样的时、月关系与一年之内的农作周期最为契合。但殷和周两代的春，实际上是夏历的冬，那殷人或周人的新君即位的第一年第一月，是该称为“元年冬”呢，还是该称“元年春”？前者称为“不改时”，后者则称为“改时”。

而《春秋》记事，明显是改月改时的，所以将十一月称为正月，将冬季称为春季，方才魏无忌回答徐佑的问题，说正月即为建子月，这个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既然改月改时，是出自谁手呢？这么多年大家都约定俗成的认为改月改时是周朝的定例，但徐佑骤然抛出孔子“以夏时冠周月”，意思是说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擅自改了正朔。

这是何等大胆的指责？

“不错！”徐佑面不改色，道：“周代之前，殷人以建丑为正，但记事时并不改月，例如商汤死后，太甲于次年即位改元就称‘惟元祀十有二月’；周代之后，秦人则以建亥为正，其记事时既不改月，也不改时，秦人书始建国之月为‘元年冬十月’。因此可知，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既不改月，也不改时，周人以建子为正月，春秋开篇应该说‘元年冬十一月’才对，却为何是‘元年春王正月’呢？以我拙见，该是圣人改了正朔的缘故！”

“这不可能！”魏无忌脑袋乱成一团，道：“非天子不议礼！春秋时孔圣有大德，而无显赫的官位，又何来的资格和胆量改一朝正朔？”

“所以我先前问魏郎君，《春秋》是经还是史，为经则要见大义，而不拘小节。孔圣以周正记事，已经表明不在其位，不敢自专的恭谨，然后再以夏时冠周月，正是欲假天时以立义，也恰好再次证实《春秋》为经而非史！”

“假天时以立义？假天时以立义？”

魏无忌只觉得一声轰鸣，乱成浆糊的脑袋仿佛刹那间触碰到了那厚厚的乌云，却还差那一点，一点点，穿不破，看不透，摸不着。

他双目溢出异样的神采，又往前五六步，声音充满了期待，道：“请郎君明示，圣人欲假天时立何义？”

徐佑缓缓起身，道：“圣人不说‘王春正月’，而说‘春王正月’，加春于王者，寓意自然是要贯彻‘行夏之时’的大义。”

“行夏之时……”

魏无忌的脸上时而迷惑，时而惊喜，时而困顿，时而苍茫，喃喃道：“行夏之时……”

“圣人作春秋，正是要效三代之治，为万世立法。三代，有夏正、殷正和周正，此三正里只有夏正最顺天时，如殷正、周正，只能行用于一代，更不用说秦人之建亥了。你也说了，夫子空有圣人之德，并无圣人之位，他是无权也无力改正朔的，所以只能用夏时冠周月的春秋笔法，来达到垂法后世的终极目的。”

徐佑双手负后，一字字道：“《春秋》为经不为史，正在于‘行夏之时’四字！你们终日里说微言大义，却始终不明白，究竟什么才是圣人想要传之万世的大义！”

表面上看，“行夏之时”只是一个历法问题，孔子要推行一种万世通行的历法；但这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春秋》里所体现的原则、法度、精神和价值。一句话，《春秋》里的“大义”，是可以传之万代而不废的，这就是孔子“假天时以立义”所立的“义”。

咚！咚！咚！

脑海里雷声翻滚，乌云尽散，魏无忌踉跄前行，至徐佑跟前，喜极而泣，道：“殷正建丑之历法不行于周，周正建子之历法不行于秦，秦正建亥之历法不行于汉。而自汉武帝改行夏正以来，直到今日，数百年间，历朝均用夏正。这确乎是‘百王不易之大法’，是《春秋》垂法万世的大义所在……”

徐佑微微一笑，道：“恭喜郎君，这才是真正通晓了《春秋》！”

魏无忌看着沐浴在光华之中，如同神仙中人的徐佑，那身形无比高大，仿若高不可攀的山，仰不可及，他缓缓屈膝，在千百士子眼前，以弟子礼参拜徐佑，恭敬的无以复加，道：“徐师！”

（胡安国的以夏时冠周月，重点在于升华了春秋的主旨，若探寻孔子本意，那是谁也说不明白。所以后世争执不休，但胡安国的春秋传被元明两朝奉为科举必备宝典，跟左氏、公羊和谷梁并称为春秋四传，其学识和见解并非常人可及。丸子治学不算严谨，但就以夏时冠周月而言，并不赞同朱熹的观点，而是同意胡安国的观点。毕竟小说嘛，剧情只为装逼服务，至于论点的对错，达者且不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