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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长大了（第2页）

或许班主任自打那时就盘算起来了。

她指着小叶子，说：“以后老师走进教室，你就喊‘起立’‘敬礼’。”又看着我们，说：“大家都要听她的。”

一开始班里的同学们对她的畏惧多于崇拜。作为管理队伍的班长，小叶子受到了班主任的不恰当指导，面对有小动作的同学，她的直接反应是“啪”地打在对方胳膊或头上，呵斥道：“太没有纪律了！”

站在队尾的家长们颇有微词，脾气火爆的几乎要冲过来护短。

小叶子也是有点慌张的，但还是挺直了腰杆——老师吩咐的，她不会错。

但是到了她大放异彩的场合，那些质疑声统统变成了喝彩。小叶子世面见得广，小小一只就足以稳重地和六年级大哥哥姐姐一起主持升旗仪式，时常被大队辅导员叫走去参加一些公开活动，“神秘地”消失好几节课。

真让人羡慕。

一年级末尾，我们集体加入少先队，小叶子在大会堂里带领大家宣誓，站在高高的台上唯一的一束追光里。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席站着面目模糊的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她念宣誓词，当她最后说到“宣誓人×××（小叶子的本名）”时，我们本应念出自己的名字，可我身边的好几个女生，异口同声地把小叶子的名字念出来了。

我当时还转头笑其中一个女孩，说：“你怎么连这个都跟着读了。”

女生瞥了我一眼，转头说：“我要真是她还好了呢！”

我们都想成为她。

我内心有这种向往，表面上却装着不在意。当我的父母问起，我还会提起班里爱拍马屁的文艺委员，说那个谁见了小叶子比见了她妈都高兴。我爸妈大笑不止。

尽管崇拜者众多，小叶子的生活里却只有跟班，没有同伴。她是一个从四五岁就开始和省里著名的笑星一同出席饭局的孩子，会社交不会玩耍，甚至不太知道如何与同龄的小姐妹们交流——摇头晃脑嗲声嗲气是大人眼里的天真，别的孩子不吃这一套的。

在老师的多番暗示下，我爸妈也送了礼，自此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同学升任了卫生员，主抓班级的眼保健操工作。这也算一种特权，虽然我无法像小叶子一样公然在上课时间随着大队辅导员消失，至少在大家都闭眼睛做操的几分钟里，我可以威严地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

只是想要做不一样的人。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

然而我一直回避的一件事是，文艺委员她们对小叶子的模仿仅仅止步于宣誓时喊出她的名字，而我，差一点就真的成为了第二个小叶子。

但是我失败了。

因为我爸妈送的礼比较可心，二年级时老师随手把我塞进了一次讲故事比赛的候选队伍里。我倒也算争气，全校选送了十几个人，我是唯一一个进入复赛的小孩，原因恐怕是小叶子有事临时弃权。

我懵懵懂懂地进了大会场，懵懵懂懂地被化妆师涂抹成鬼样子，两个甜美的小辫子扎得太紧，扯得头皮都痛。当我也站在追光里，烤得浑身冒冷汗却什么也看不见时，所有背下来的串词都在脑海中碎成一片，我才发现小叶子的生活有多么可怕。

她真的很不容易。

那次大赛我得了一等奖，论分数是一等奖最后一名，幸好奖杯上不会写得这么详细，拿回学校也依旧光荣得很。因为这个奖项我升任了学习委员，也在随后开展的中队会大赛上，被老师点名和小叶子搭档，一起做主持人。

噩梦这才真正来临。站在她身边比独自站在追光里还难受。

我认为那些小童星们讲话抑扬顿挫做作得可笑，轮到自己，却连可笑都做不到，简直可耻。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都懒得照顾小孩的面子，常常当着全班的面让我把一段串联词背上许多许多遍，发现毫无起色，就扔下一句“扶不上台面的玩意儿”了事。

主动请辞，又被批评为“矫情，这么好的机会大家都抢着要，你是不是有病”。

中午一个人沮丧地伏在桌面上，来安慰我的人竟然是小叶子。我们即使搭档也没说过几句话，她却在那时拉着我去学校僻静的地方，让我闭上眼睛重新背诵串联词。

“你闭着眼睛的时候自然多了。睁开眼睛重来，谁都不要看，就当他们不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她闯荡江湖的心得。小孩子的话朴实又无趣，可我一直牢牢记得，就当他们不存在。

我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顿悟，主持功力依旧堪忧，却也在一场又一场的排练和比赛中进步了起来。随着年级的增长，学校里也找不出几个能和小叶子搭档的人，于是大型艺术节、少先队队庆这些活动就都选择了我，矬子里拔大个儿，最后倒也有模有样。

终于我也成了可以在上课时候自由离开的学生，却发现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玩，因为别人放学回家了之后，你也不能走。大队部办公室，根本就是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