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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魔而入仙的诗人韦应物（第1页）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政治社会的分水岭，也是很多唐代人，包括唐代诗人人生的分水岭。战乱前，他们被召集在帝国高高飘扬的旌旗下，畅饮时代和人生的琼浆，用酒神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前路。战乱之后的很多诗人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刚从安史之乱战争的恐惧中走出来的人，惊魂未定，很自然会采用低调来看待生活，把立身处事的大原则从心上摘下来挂在身上，以便要用时能用上，又不致坠得人心动过缓。这是八世纪末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唐之韵》

韦应物就是这样的诗人。

韦应物，长安人。出身豪门大族，从小颇有纨绔之风。从天宝十载（751年）至天宝末，韦应物以三卫郎官职为玄宗近侍，常出入宫闱，扈从游幸。这段时间的韦应物，应该是骄横跋扈，颇有些魔气的。在他晚年回忆这段生活的诗中这样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诗人毫不隐讳年轻时，仗着皇帝恩宠，多为不法的劣迹：袒护罪犯，操纵赌局，调戏良家妇女，已近乎无恶不作了，由于他是皇帝近侍，即使犯罪，官府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时的韦应物，根本是没有工夫读书的，“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盛世造就了天才，也造就了许多浮浪子弟，韦应物应该就是这种浮浪子弟中间的一个，如果不是安史之乱，也许，他还会这样一直混账下去，直到末日。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到蜀地，韦应物流落失职，玄宗去世之后，他更是明白，自己的幸福生活到头了。“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此时的诗人，刚好十八岁。十八岁开始折节读书的韦应物在不长的时间里，竟然就以诗名为时人所重，后人评价他说：“独（韦）应物驰骤建安以还，各有风韵，自成一家之体，清深雅丽，虽诗人之盛，亦罕其伦，甚为时论所右。”（《唐才子传》）

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所以后人经常称他为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从耀武扬威的皇帝侍卫转而成为一方百姓的地方官，韦应物的变化是巨大的，大概是贴近民间疾苦的原因，他早年的暴戾之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百姓深深的同情和对自身的警醒。韦应物老来疾病缠身想归隐田园，又想到治下有百姓流亡，自己失职，有愧于朝廷俸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早期号歌大呼的酒神精神已经失去了踪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日神精神开始浮出水面。

但是，韦应物又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官僚，他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作诗“效陶体”，做人也要“慕陶”甚至“等陶”，因此，有人认为，唐代诗人中，只有韦应物才是陶渊明的嫡传弟子。因此，韦应物成为中唐山水田园诗派著名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后人评价是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他的诗作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应该就是这首《滁州西涧》了。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宗白华先生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美学散步》）此时的诗人，猝然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吧？春日的涧边，青草苍苍，头顶黄鹂鸣叫，树叶深密，能闻其声而不见其影。一切似乎都孕育着蓬勃的生机，这婉转的鸟鸣，更为这山水增添了一丝清凉和静谧。诗人静观万象，一切都那样明澈那样清静。诗人徘徊在这涧边幽草之旁，涧顶深树之下，乐而忘归，不觉暮色渐起。此时飒飒风来，潇潇水起，春雨缠绵，春潮涌动，奔放而不狂野，湍急中流动着生机。遥望对岸，渡口无人，孤舟横斜，自然安适，随波容与。此时的诗人，漫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溪涧之旁，诗歌自然空灵，全无烟火气，早年的“魔”气更是毫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字里行间恬淡安适的飘飘欲仙之气。诗人何以至此？宗白华先生一语为我们道破玄机：“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美学散步》）原来，当诗人忘却了世事的烦扰，以空明的觉心容纳万境的时候，万境就染上了人的性灵。灵气往来，物象呈现出了诗人灵魂的生命，于是，美感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