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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1）

“小班一百年，中班一百年，大班还要一百年！”

1947年我出生在大连。我妈说：“那时候大连是苏军的驻地。我们在那里等船，奉派去香港从事对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工作。为了不耽误行程，我希望你快点生出来。于是就跳着下楼梯。后来被医院的医生发现了，把我批评了一顿。你出生以后，我们就把你送给了当地一家好人家儿。他们没有孩子，可喜欢你了。后来从大连去香港的船都被封锁了（那年台湾发生了‘2·28事件’，台湾海峡被封锁了）。我们去不了香港了，就又去找那家人把你要回来。两家人哭得好伤心呀！”

“后来我发现带你的一个保姆有肺结核病，给了她一些钱把她辞了。你也发烧了，染上了肺结核病，那时候，青霉素很难找，好不容易你的病灶才钙化了。”（我现在的X光胸透片上还能看到那钙化点。）

“在大连等船的时候，我常抱着你在操场边看红军战士们出操。操练完以后，他们排着队唱歌。苏联人的嗓子真好，他们唱歌是分几个声部的，那和声好听极了。你在我怀里学着红军的军官指挥的动作打拍子。那些红军战士看见你有模有样，拍子还挺准，都笑起来了……”那时候我才几个月大，看来我后来的艺术细胞确实是有先兆的。

我出生之后，医院要登记名字，我妈是蒙古人，是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她觉得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姓很封建，但是起什么名字都觉得不好，有一次喂奶时候，我发出“A—KO，A—KO”的声音，于是，我的父母就决定给我取名安哥，医院说没有姓不行，我妈说要个姓干什么？但后来医院还是给我加了个姓，就叫彭安哥。

按老人说，人在三岁以前是没有记忆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我躺在托儿所的小床里，其他小朋友都在睡觉。我睡不着，睁着眼想妈妈，想爸爸，看着窗外一面暗红色的、斑驳的墙，墙上是残破的黄色琉璃瓦，瓦缝里长出许多带穗的草，随风揺摆，窗外不时传来乌鸦（北京话叫“老鸹”）凄唳的叫声。我抹一抹眼泪，一睁眼，见眼珠的前面有一个透明的虫子，动也不动地滑下去，我再揉一揉眼睛，那只虫子没有了，又有了另一只虫子滑下来，我还发现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光柱里漂游着许多细细的颗粒和毛毛，我想，我眼睛里的虫虫大概就是这样的毛毛……我仍然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斑驳的红墙，墙皮剥落的形状好像是一只怪兽，张着血盆大口，它慢慢地又变成一条龙，像琉璃瓦瓦当上浮雕着的那条一样……

我在托儿所学的歌，印象最深的就是《小鸽子》，我至今仍能哼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苏联去。见到斯大林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帮助，我们才能得胜利……”1953年的一天，托儿所的小朋友都集中在操场上排好队。所长阿姨沉痛地告诉大家：“苏联共产党的主席，伟大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接着，托儿所阿姨们给每个小朋友的左臂戴上了黑箍。这时，已有许多阿姨和小朋友哭了。后来，就举行了降半旗、向斯大林像三鞠躬、默哀……　。。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2）

我那时上的托儿所叫中山公园幼儿园，对，就是天安门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中山公园。托儿所门廊外是一片古柏林；透过粗大的树干可以望见故宫，也就是紫禁城的城墙，以及城墙下的柳树和护城河。星期天，我爸和我妈曾带我们在护城河里划船，还在公园里照相。我爸在按快门之前总要对我们说：“乐一个！”于是，我就笑一笑。他们还曾带我去政协礼堂去看演出。我记得在演出开始之前，大家要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和《国歌》。节目里有许多苏联歌曲，有雄壮的，有抒情的，有些歌曲我现在还会哼呢。节目里还有京剧，咿咿呀呀地，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只记得马连良戴着胡须，穿着古代的黄色大褂儿，单腿跪地，双手向前，浑身颤抖着，边唱边往前移动……叔叔阿姨们叫着好，热烈地鼓掌。

前些年我回北京探亲时曾带着老婆孩子去看过我的幼儿园，它现在的名字叫“北京市第三幼儿园”。当时是假日，我告诉门房，我曾是这幼儿园的小朋友，于是他准许我进去看看。物是人非，那座镶有木地板，还有舞台的大礼堂，现在看来，其实很小。我向门房打听当年的小朋友：小龙和北北还有小郭阿姨……他都是听得一头雾水。记得小龙很淘气，有一次我不小心用玩具木耙子把他的头打破了，他哭了，我也很害怕。北北是个很豪爽的胖丫头。我妈曾对我的知青女同学说：“有一次，我去托儿所去接安哥，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有个叫‘北北’的小女孩儿追出来，搂着安哥的脖子说：‘彭安哥，你真美丽，我真喜欢你！’”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小郭阿姨梳着两条大长辫子，很苗条，很漂亮，心地很好。我和弟弟都喜欢她。我妈曾打算把她介绍给我舅舅。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上大学。

我的大弟弟是1950年1月出生的，他的名字叫彭安弟。他和我在一个托儿所。“###”时，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的时候，经常有农场的女同学来家里串门。我妈妈总爱给她们讲安哥和安弟小时候的故事。她说：“安哥总爱给安弟讲故事。讲完了以后，安弟总要问：哥哥，你讲故事怎么那么多‘从前’，还有那么多‘后来’呀？”女同学哈哈笑起来，笑得我满脸通红，暗自责怪母亲多嘴多舌。

1953年我的小弟出生前，我爸妈希望他是个女孩，所以给他先取名叫彭安妹，结果生出来又是个男孩儿，于是就把妹字去掉女字旁，上面的一横再加长，叫彭安末，表示是最后一个。安末两岁后，也要上托儿所了，他也和我当年一样大哭大闹。回家后他问安弟：“哥哥，托儿所要上多久呀？”安弟说：“哼，告诉你吧，小班一百年，中班一百年，大班还得要一百年！”我妈后来经常把这故事讲给女孩子们听。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3）

先农坛里的育才小学

1954年，我终于从托儿所大班毕业了，我爸我妈给我改名叫彭安鸽，把我送进北京育才小学。

育才小学是从延安迁过来的，早期的学生都是八路军的子弟和烈属。它是八路军第一个供给制、寄宿制的军烈属子女小学班。后来，我的知青同学刘青就写过一个剧本《啊！摇篮》，故事背景就是育才小学的故事，后来，由谢晋导演把它拍成了电影。

学校设在先农坛内，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诸神和太岁诸神，举行亲耕仪式的地方。在天桥附近，与天坛东西相对。

学校保留着明清皇家园林的格局，红墙黄瓦，大气而漂亮。进了大红门，穿过高大挺拔的苍松翠柏林，古老的宫殿里出入着一些大哥哥和大姐姐，高年级的同学就住在这里。

我们低年级的宿舍楼在南院儿，当年皇帝举行祭祀活动场地的南边。那是两幢两层的楼房，楼房中间是很宽的场地，东边是饭堂，西边有一个大足球场。那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皇帝亲自躬耕的那一亩三分地。

虽然穿着新衣服、新鞋子，背着新书包，可我对陌生的环境感到很害怕。爸爸妈妈见过老师和管我们生活的阿姨，给我留下一罐白糖就走了。爸爸妈妈一走，我就哭了起来。

班主任老师叫李振业，他教我们语文和算术。我清楚记得，第二天上课，我们的第一课是《开学》，课文只有三个字：开学了，都是繁体字；第二课是《上学》，课文也才四个字：我们上学。李老师上课很喜欢带大家朗读，有节奏地念笔画，我们朗读的声音响亮极了。那时当学生可不像现在累，甚至有趣、好玩。李振业老师每次上语文课都要我们念出声，横、竖、点、折、撇、捺、勾，一笔一画地念得我们很高兴。上数学课教我们1＋1=2，也是写出来让我们大声念，增加了我们对内容的记忆力。记得教我们长度的时候，为让我们理解一里究竟有多长，他就带着我们从南院宿舍南门开始量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