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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一般的处理方式，国务院很快就会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各地进行清查。

至于说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民营企业呢？”在听范亨提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范无病不由得摸了摸额头，有些郁闷地反问道。

在他看起来，这可是相当的具有偏见的政策了，国内还是容不下民族资本家的。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　倒霉的人

高层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出手的方向确实民营企业。

不过最近一个阶段，民营企业的扩张确实比较迅猛，也难怪会产生一些浮夸气息，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员们出于各种目的考虑，常常会怂恿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大干快干，动辄就要上几十亿乃至是上百亿的大项目，终于造成了经济的过热。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电解铝项目，目前以范无病得到的消息，东方集团的包头项目和三门峡项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冶金处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多审批手续都不齐全，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国家相关部门已叫停了东方希望在包头的电解铝项目，三门峡氧化铝工程是为包头提供上游产品的项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审查。”

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正如在以前几十年中出现过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温州八大王”等，现在这份倒霉者名单上又要增加一个名字，就是正在长江边大干快上的戴国芳。

然后富有戏剧性的是，戴国芳进入这次调控风暴的“暴风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年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他们的调研题目是各地兴建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的占地问题。在南京的采访中，一位专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常州有个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记者们直觉地认为，建钢厂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许也有非法占地的问题。于是他们电询国土资源部，得到的回复是该部并不清楚这个项目。

于是，记者们转头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寻找到了钢厂工地。

没过几天，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

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从去年开始，民营企业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所谓的重型化运动，就是偏重于重工业的投资热潮。

四十一岁的戴国芳曾经意气风发地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他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情况会急转直下。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八百四十万吨的大钢铁厂。

戴国芳这个人，其实是个苦孩子出身，这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十二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一九九六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两百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

到两千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十八公顷，拥有一千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四百富人榜上，他名列第三百七十六位，估算身家为二点二亿元。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

按戴国芳的估算，国内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五到六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他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以种菜为生。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

然而，建设大项目是可以拉动GDP的最好方式，也是增添政绩的最佳取道，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在短短的六个月里，规模从一开始的两百万吨级，最后被定在八百四十万吨，规模占地从两千亩攀升到近万亩，工程概算也上升到了百亿元规模。

而此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十二亿元，净资产不到七亿元。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不过，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四十四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八百四十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十四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当然了，宏观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迫使高层动用这种手段的，也并非是戴国芳一个人，他显然不是惟一的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同年，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

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