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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8 登门认罪（第1页）

康俗坊张家大宅今天仍然气氛沉闷，唯东厢里郑氏肆意迁怒骂人和张岯哭号叫痛的声音最是响亮。以至于眼下族人们轻易都不敢往东厢去，哪怕又家奴不得不去，也都要尽快离开。

张岱在去拜访过高力士，归家后便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外出，除了做几道他爷爷布置的时文题，就是书写一份商业计划书。

高力士将飞钱改造的计划呈奏皇帝之后，获得了皇帝的赞许，但是具体该要如何执行，当下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所以张岱便先将他所预定的汴州飞钱项目计划书写出来，以此作为一个范本。

有了朝廷的信用作为背书，经营飞钱不再需要一定得势力强大之人才可，但必须得财力雄厚，起码得满足前期的验资交税和后期的飞钱兑付要求。

汴州到洛阳需要多大的飞钱规模，张岱也并不清楚。

尽管高力士用自己的关系从朝廷诸司给他调取出一部分市监管理和商税相关的记录，但是由于这些记录不成系统，一桩一桩的核算起来也比较麻烦，尤其这些数据和飞钱的关联大小也不好确定，参考性如何也仍待商榷。

这也就意味着，飞钱的收税标准不能以飞钱的规模大小作为参考，而需要以朝廷所需要的资金体量作为标准。

而这当中所产生的与实际市场需求之间的偏差，就是第一批飞钱从业者所需要承担的风险。

可能预缴了大笔的税钱，可是接下来市场开拓严重不足，盈利远抵不上支出，再加上其他的运营成本，无疑就会血本无归。可如果朝廷设定的税额不高，但当飞钱运行起来却业务量暴涨，那无疑就能赚取大量的财富。

对张岱而言，赚钱与否倒在其次，他所看重的是飞钱所能聚合的各种社会资源。所以无论盈亏，汴州飞钱他都要争取到手中来。

所以他做起计划来，主要也只是针对飞钱运行的模式，至于成本和收益等数据则并不是很严谨。

飞钱在汴州如何纳储，在两京如何支兑等等，包括各地流通钱币的质量，也需要有周全的规定。须知唐代社会可是恶钱横行，如此大宗钱货的存纳支取如果对钱币质量没有要求，单单存恶取好就能套取大量的利益。

之前两京飞钱这一问题并不严重，一方面自然是两京对此管理相对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则是两京飞钱经营者皆非善类。你拿大笔恶钱去讹人，小心把自己小命搭进去。

可是现在放开各州经营，那不同地区的差异就大得多，尤其是江淮地区商贸兴盛也恶钱尤多，扬州城里干上一整天的买卖，过手的钱币估计都不带重样的。真要遇上阔气老钱，梁武帝时铸的铁钱估计都能拿出来用。

柜坊不可能大笔的收取恶钱，但同时也不能完全拒绝，市面上本来就因为钱币供给不足而充斥恶钱，如今大量的好钱被纳入柜坊不再参与流通，无疑会令恶钱更加的大行其道。

大商贾们能够享受飞钱带来的便利，但恶钱滥行的恶果却都被中小商贾与平民百姓所承担了，如此一来飞钱就成了打击市井商贸的恶法而非推动商贸发展的加速器。

同时布帛这种具有商品性质的兼币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价格也并不相同，如果柜坊钱帛兼纳，那布帛的比例和支兑程序也要有相关的规定。

归根到底，就是中古社会由于交通不便、交流不足所产生的区域发展不一、民情风俗有异，飞钱想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高效的金融流通体系，就要对这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做出兼容与让步。

这种兼容和让步的具体体现，就是飞钱的收纳与支兑数字会发生一定的波动，或者更多、或者更少。

对于这种波动，张岱将之称之为“估差”，估差只要在百分之十的范围内便都可以接受，估差超过百分之十，则业务不能成立，飞钱只能从办理地退返，或者请官府介入进行仲裁。

百分之十只是汴州和两京之间市场商贸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量化，至于其他地方因为区域不同，差异可能更小，也可能更大，这就是张岱所不能核计的了。

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也便于高力士在实际统筹执行此事的时候，与各州商户们进行一个数据化的磋商。估差越小显然就意味着飞钱的运行越稳健，估差越大则就波动越大，能钻的空子也就越多。

但如果是蜀中那种地理闭塞、又极为富庶，同时渴望于外沟通的情况，估差定的更高一些，蜀商们想必也仍会趋之若鹜。

至于其他更加复杂和深刻的问题，那也只能在后续的运行过程中去逐步的发现、逐步的解决。

说到底，飞钱只是一种金融流通层面的尝试改革，既不涉及到资源的重新分配，也不会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冲击。

即便是过于冒进些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也只会涉及到社会少数群体的利益，会有足够的缓冲和修补空间。

说句不好听的，一场大风大雨降下来，江河湖海上颠覆的货船所造成的破产货商和船主，估计都比飞钱运行暴露出漏洞和瑕疵所造成的多。

商贾群体很活跃，在他们身上资源的聚散也体现的最明显，要做什么实验性的调整当然也得从他们身上下手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