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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部分（第1页）

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

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

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

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

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

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

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

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

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

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　２０　年代

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

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

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

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

督教青年会，1895—1926　年》，第　171　页。

④（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　年　4　月　25　日），第　158—160

页。

⑤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　年　2　月　7　日），第　150　页。

（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　755　页。

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

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

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

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

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

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

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

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

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

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

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

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

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